曾是城市的精華、承載著豐富歷史文化信息的老建筑,要么在衰敗中不能自拔,要么在改造中被成片拆除,歷史文化名城何時走出此種困境?
在廈門沙坡尾避風塢,已呈衰態(tài)的舊騎樓民居區(qū)內,一家志在成為當?shù)鼐用窈绵従拥耐顿Y公司得到政府部門的贊許。
在不推倒重建的情況下,將破落的避風塢轉型為“文化創(chuàng)意港”,是這家投資公司的業(yè)務核心。2012年以來,在這里,一處老廠房已被改造為充滿活力的藝術區(qū),它如同一顆心臟驅動著整個區(qū)域的復興。
投資公司在當?shù)卦螅c居民建立了良好關系,不斷搜集分散的房產信息,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整治。一時之間,房屋租賃活躍起來,臨水餐飲業(yè)、小型創(chuàng)意公司相繼出現(xiàn)。
“這家公司干了我們干不了的事情。”廈門市規(guī)劃局局長趙燕菁說,“沙坡尾避風塢是廈門的老碼頭,位處黃金寶地??砷L期以來,這里房屋破舊、環(huán)境臟亂、業(yè)態(tài)低端,陷入惡性循環(huán)。為什么?以前大家都認為是政府重視不夠,規(guī)劃不到位,現(xiàn)在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產權出了問題,城市細胞的基因壞了?!?/P>
在廈門老城區(qū),一處房產幾十戶共有的情況比比皆是?!袄系漠a權人過世了,現(xiàn)在的繼承人已隔了好幾代,產權關系十分復雜?!壁w燕菁說,“結果誰也不愛惜這些房子,政府想投入力量修繕,連房產繼承人都招呼不齊?!?/P>
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諸多老城的存量房屋,相繼陷入危破境地。過去,這些房屋是城市的精華,上百年來,其質量多靠產權人自我修繕維持??呻S著產權與市場關系的改變,這些承載著豐富歷史文化信息的老建筑,要么在衰敗中不能自拔,要么在改造中被成片拆除。
“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不就是這樣被毀掉的嗎?”趙燕菁,這位曾留學英國的城市規(guī)劃學博士,如此反問。
搖搖欲墜的“存量建筑”
廈門鼓浪嶼的情況頗為典型。2006年底,島嶼上的一棟老房子在臺風來襲時轟然倒塌,一人死亡。一時之間,島上那些搖搖欲墜的建筑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鼓浪嶼1949年以前建成的外國領事館,華僑、官僚、私家莊園等建筑共有60萬平方米,約1200幢,由于長期非正常使用,多已年久失修,幾成危房。一家媒體的調查報告指出,如果只考慮使用功能,這些有過不同尋常歷史的老建筑,幾乎成了負資產。
“我們做了多少輪鼓浪嶼的保護規(guī)劃,可就是沒辦法,對這些就要倒掉的老房子政府不是沒有作為,而是無從下手?!壁w燕菁說,“不少房屋是僑產,繼承人多在海外,人數(shù)眾多,沒有人對這些房子負責,都在惡性使用。結果,經歷了多少年歷史風雨都保護得好好的深宅大院,短短幾十年就成了危房。”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xiàn)在泉州。老范志大厝是泉州市人民政府1998年公布的第四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11月升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是典型的閩南紅磚建筑,由三座五開間五進的大庭院組成,各院落之間以防火墻相隔,宅院兩側建有護厝,約30間,頗為宏敞。
可如今,這處建造于清代的大厝淪為了雜院,連祠堂內部也被私搭亂建的小屋擠占?!斑@是我們家族的財產,可是繼承人太多,很難統(tǒng)一意見,私搭亂建就沒人管了。”在老范志大厝擁有部分房產的一位族人對本刊記者說,“我自己很愛惜老祖宗的房子,我不會在祠堂里亂來,可是這里有這么多族人,每家每戶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也無能為力?!?/P>
“我們希望盡可能多地保留老房子,可他們都盼著拆?!壁w燕菁說,“因為一拆遷,產權問題、住房問題都解決了?!?/P>
按照《廈門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規(guī)定》,拆遷補償方式可以實行貨幣補償,也可以實行房屋產權調換,被拆遷人可以選擇補償方式。這意味著只要一拆遷,房產繼承人們就可獲得分家析產的機會,還能拿到一套房子。
“甚至現(xiàn)在沒有產權的實際使用者,也可以獲得相應補償。”趙燕菁介紹道,“原來產權人和后來實際使用者的糾紛,都可以一次性解決。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城的保護計劃很難獲得他們的支持。拆遷也就成為城市更新的主要甚至唯一的途徑。甚至有人低價購買那些雖落實產權,但實際無法收回的房屋,目的就是通過拆遷獲得補償?!?/P>
趙燕菁篤定地認為,老城區(qū)的問題實為存量建筑的管理問題,“在中央嚴控城市增量土地的背景下,解決好存量問題非常關鍵。如果我們治不好老城的病,誰能保證我們建造的新城將來不出問題?”
城市細胞“病變”
靠城市拆遷來“理清”產權并“終結”房屋的衰敗,并不是中國城市的歷史經驗。
“古代是嫡長子繼承制,不像現(xiàn)在大家都有繼承權,都均分。”泉州市城市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的一位負責人對本刊記者說。
中國有一句老話:“福貴不過三?!边@在家庭房屋的使用狀況上能得到真實反映——即便是大戶人家,隨著家庭成員的增加,隔上幾代人就會出現(xiàn)住房不敷使用的狀況,屆時,分家析產、各置家業(yè)成為必須。在這個過程中,房屋產權的穩(wěn)定及公平交易的保障十分重要。
現(xiàn)存大量明清及民國時期的房契表明,房屋產權的流通是產權人之間的自由契約行為,出售或出租房屋的情況普遍,房屋質量因此而得以維持。由于房屋的流通是產權人的自發(fā)行為,產權交易基本上以院落為單位,城市發(fā)展因此保持固有肌理,得以自然生長,多樣性的孕育成為可能。
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部門對既有的城市不動產進行了清管,發(fā)放房地產所有證。1954年憲法規(guī)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的制度設計促進了產權人自我修繕房屋并愛惜其名下資產。
可是,在極左時期,私有住宅的產權體系遭到破壞,私房或被充公,或被違法侵占,大雜院和危房問題由此產生。文革結束后,對私房政策的落實經歷了漫長過程,房屋質量加速惡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官方啟動大規(guī)模危改計劃,面對拆遷的強勢,老房子雖然身處黃金寶地,也無人敢買、無人敢修。
1952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北京城區(qū)危險房屋僅為城區(qū)舊有房屋的4.9%。而到1990年,北京市房管部門的統(tǒng)計顯示,舊城內平房總量為2142萬平方米,其中三、四、五類房(一般損壞房、嚴重損壞房和危險房)為1012萬平方米,占平房總量的50%左右。
此后,北京市掀起兩輪大規(guī)模危舊房改造,傳統(tǒng)四合院民居被成片拆除,在尚未被拆除的民居中,產權關系之混亂沉疴難愈。其中,1958年遺留的經租房問題尚未解決;公私房混合院落大量存在;自管公房、直管公房管理無序,私搭亂建泛濫。
房屋是城市的細胞,財產權是細胞之核,細胞核一旦病變,就會危及城市軀體。如何修復在極左時期被破壞的房屋產權體系,是中國城市面對的一大難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不論政府多么重視老城保護,其自身的衰敗和死亡都無法避免。”趙燕菁說。
財產權懸案
2005年由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2004-2020年)》(下稱《總體規(guī)劃》),在國內首次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機制作出規(guī)定:“推動房屋產權制度改革,明確房屋產權,鼓勵居民按保護規(guī)劃實施自我改造更新,成為房屋修繕保護的主體。”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wǎng)
《總體規(guī)劃》關于“推動房屋產權制度改革”的表述,意在借鑒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經驗,實現(xiàn)存量公房的私有化;關于“明確房屋產權”的表述,意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加強對公民合法財產權的保護。
可是,《總體規(guī)劃》的實施并不理想,公有四合院的住房制度改革未獲推進。這類公房只是在房屋拆遷時才進行私有化,以將租戶的身份轉變?yōu)楫a權人,接受拆遷補償。
“其實,這些院子只要私有化了,我們都可以把它騰干凈?!北本┮患宜暮显航灰字薪楣镜呢撠熑藢Ρ究浾哒f,“誰愿意擠在又臟又亂、誰也負不了責的環(huán)境里住著?只要房產可以交易,能賣出合適的價,這些住戶肯定能夠搬出去?!?/P>
在明確房屋產權方面,長期存在爭議的經租房問題未能“破冰”。1958年北京市對城市私人出租房屋實行“經租”政策,將城區(qū)內15間或建筑面積225平方米以上的出租房屋、郊區(qū)10間或120平方米以上的出租房屋,納入國家統(tǒng)一經營收租、修繕,按月付給房主相當于原租金20%至40%的固定租金。
文革發(fā)生后的1966年9月,固定租金停止發(fā)放,房主被迫上交房地產所有權證。經租房產至今未歸還產權人。1958年北京市經批準納入國家“經租”的有5900多戶房主的近20萬間房屋,約占1953年北京市城區(qū)及關廂房屋登記間數(shù)的16.8%。
私有四合院的土地使用權問題也成為懸案。1982年憲法規(guī)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之后,國家土地管理局1990年提出“公民對原屬自己所有的城市土地應該自然享有使用權”,1995年又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guī)定》中提出“土地公有制之前,通過購買房屋或土地及租賃土地方式使用私有的土地,土地轉為國有后迄今仍繼續(xù)使用的,可確定現(xiàn)使用者國有土地使用權”。但北京市迄今對這類土地的使用權未予確認、登記,并將其視為國有,導致爭議不斷。
“在北京老城區(qū),能夠交易的四合院房源十分有限,因為產權上說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鼻笆鲋薪楣矩撠熑苏f,“房管部門手里拿著大量公房,并不好好修繕、管理,公房私租現(xiàn)象十分嚴重,現(xiàn)在胡同里住的差不多都是外地人了,違法建設無人管理、愈演愈烈。”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2005年發(fā)布的《北京城區(qū)角落調查》顯示,北京市崇文區(qū)(2010年并入東城區(qū))轄內的前門地區(qū),人戶分離現(xiàn)象嚴重,戶在人不在的占常住人口的20%以上,個別社區(qū)外遷人口占45%以上。
許多房屋并不為戶籍人口實際居住使用,它們或被出租盈利,或被長期閑置。一些非產權人在區(qū)外擁有第二套住宅之后,通常對危改抱有強烈愿望,因為一拆遷即可將不屬于自己的房產變現(xiàn)為補償款收入囊中。
情況與廈門一樣——你這邊想著保,他那邊盼著拆。
財產稅預期
“兄弟多,都有繼承權,產權不明晰,院子里共有的部分怎么修、如何攤錢,成了一個問題?!痹谌堇铣莾鹊呐f館驛,一位老住戶對通過市場交易解決大雜院問題不甚樂觀,“在我們泉州,老房子交易不多?!北疚膩碓矗翰t望觀察網(wǎng)
而在離他家不遠的關帝廟附近的一個巷子里,一位在古厝內興辦茶館的生意人向本刊記者表達了他對市場的信心:“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老屋的價值,肯定會有更多的資本投入進來。”
“我經常在想,為什么國外就不會出現(xiàn)像我們這樣嚴重的產權分化現(xiàn)象?”趙燕菁說,“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開征了不動產稅和遺產稅。只要有這兩種稅,不動產的權屬一定是明晰的?!?/P>
不動產稅與遺產稅,屬財產稅范疇。在發(fā)達國家,不動產稅是在不動產保有環(huán)節(jié),按照其市場評估價格,以固定稅率開征的稅種;遺產稅是以被繼承人去世以后所遺留的財產為征稅對象,向遺產的繼承人和受遺贈人征收的稅,屬于財產轉移稅。
不動產的價值積淀著城市公共服務的投入,哪里的公共服務投入越多,哪里的不動產價值越高,后者會自動轉化為不動產擁有者的財產性收入。對這類收入開征不動產稅和遺產稅,被納入發(fā)達國家的基本稅制,這有利于平衡公私利益關系,調節(jié)社會財富分配,保障政府和社會公益事業(yè)的財力,形成“公共服務——提升不動產價值——獲得更多的財產稅收入——更好的公共服務”之良性循環(huán)。
在美國,不動產稅占地方財政總收入的29%左右,占城市稅收總收入的75%左右,且是一年一度穩(wěn)定的經常性收入,促使政府專注于公共服務的供應。
而中國尚未開征不動產稅和遺產稅,稅制改革一直以流轉稅和企業(yè)所得稅為重點,財產稅只開征了房產稅、契稅等幾個小稅種,在整個稅收體系中微不足道。由于缺失了不動產稅,國內城市來自工業(yè)的增值稅成為其經常性收入的主項,且由國稅與地稅分享,國稅還分走了大頭,這使得城市政府過度依賴拆遷售地的“土地財政”,并將之作為回收公共服務投入的直接方式。
“營改增”之后,原營業(yè)稅收入全部表現(xiàn)為增值稅收入,不再屬于地方稅,按照現(xiàn)行增值稅分享比例,地方稅收收入將會減少,這勢必強化城市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今年3月發(fā)布的《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2014-2020年)》提出:“嚴格控制城鎮(zhèn)建設用地規(guī)模,嚴格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合理控制城鎮(zhèn)開發(fā)邊界,優(yōu)化城市內部空間結構,促進城市緊湊發(fā)展,提高國土空間利用效率?!?/P>
在這樣的背景下,增量土地嚴格受控,向存量土地要財政成為諸多城市的選擇。久病難愈的老城區(qū),在推土機面前,如同一塊“唐僧肉”,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雪上加霜。
“在城市擴張時,‘土地財政’模式是適用的?!壁w燕菁說,“但處理城市的存量問題,就應該考慮財產稅模式。如果公共服務的投入能夠通過財產稅回收,就沒有必要把老城區(qū)拆掉、再出讓。在中國特定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階段,老城和新城的開發(fā)和建設模式要有所不同。新城的不動產在出讓時,已一次性支付了公共服務成本,在土地使用權到期前,可以免繳或少繳財產稅。但對于老城那些沒有支付公共服務成本的物業(yè),收取相應的財產稅是完全合理的?!?/P>
他認為,財產稅的開征不僅有利于明晰不動產權屬,而且有利于整合分散的產權,“那些對不動產惡性使用的繼承人們,如果每年都得繳納不動產稅,他們還愿意這么占著嗎?如果他們在繼承房產時得繳納遺產稅,他們還會為自己根本用不上的那區(qū)區(qū)幾平方米的面積打得頭破血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