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歷史貢獻早已家喻戶曉。相比之下，由于種種原因，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貢獻，人們知之甚少，其實，仔細研究鄧小平的革命實踐和《鄧小平文選》第二、三卷以及《鄧小平思想年譜》，再回顧和聯(lián)系我國20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和取得的顯著成績，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鄧小平為啟動和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

一、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就已開始談論和事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為揭開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序幕做了輿論準備。

眾所周知，我國的政治體制是從革命戰(zhàn)爭年代解放區(qū)的體制架構演變而來的，并主要照搬了蘇聯(lián)高度集權的模式。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經(jīng)濟、文化等多方面現(xiàn)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弊端，已明顯暴露出來，其惡性發(fā)展的結果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場浩劫非但沒有使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得到“完善”，反而使政治體制中的種種弊端推向了極端。但是，問題并不僅僅在于我國的政治體制本身存在弊端，更重要的在于我們對這些弊端采取什么態(tài)度和通過什么途徑來革除它，從而使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令人遺憾的是，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我們都沒有對這個問題給予正確的解決。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不久，鄧小平以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偉大氣魄，向全黨明確提出了改革的任務，主張通過改革革除原來政治體制中的弊端，進一步解放生產(chǎn)力，發(fā)展生產(chǎn)力，使社會主義逐步成熟和完善?？梢哉f，鄧小平以其對政治體制問題的新觀察、新思想、新實踐，為我們黨和國家開辟了一個新時代。

1.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在我們黨醞釀和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的時候，鄧小平即已開始考慮和率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1978年9月，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視察黑龍江、吉林、遼寧、天津等地和沈陽軍區(qū)，發(fā)表了6次重要談話。這些談話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強調(diào)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怎樣才是正確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二是深刻反思舊的體制和機制，應當對存在弊端的體制進行改革；三是提出適時結束“揭批查”運動，集中精力抓生產(chǎn)，推動黨的工作重點的戰(zhàn)略轉移。關于第二個方面，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lián)來的，是一種落后的東西，人浮于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嚴重，“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現(xiàn)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注：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簡稱《年譜》。）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明確談到要對體制包括政治體制進行改革，是鄧小平對政治體制這個多年“禁區(qū)”的最初觸動。他所反思的，不僅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且是建國以來我們在整體上的失誤及其根源。

2.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上層建筑非改不可等想法，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序幕作了輿論準備。在人類歷史上，每一個新時代到來之前，除了政治經(jīng)濟條件成熟、變革的前提具備之外，還必須有輿論上的發(fā)動。在1978年的中國，當理論上的堅冰被打破之后，鄧小平作為當代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承擔起了為改革開放的到來作全面思想發(fā)動的任務?，F(xiàn)在看來，他的這些談話實際上已經(jīng)回答了我國改革開放中許多帶有普遍性和長期性的問題。比如，解放思想，反對僵化，反對“左”的錯誤；改革是一場革命，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敢闖、敢冒，不要怕犯錯誤；堅持改革，建立充滿活力的經(jīng)濟體制；發(fā)揚民主，建立能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治體制，等等，這就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我國改革開放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序幕做了輿論準備。此后，鄧小平頻繁地、直接地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為政治體制改革大造輿論。在1978年10月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致詞中，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要改變生產(chǎn)關系、上層建筑和管理方式的問題，并強調(diào)要進行制度上的改革。11月，在回答一位美國客人的提問時，鄧小平又明確指出：整個制度我們同西方不一樣，你們叫議會制，我們是人民代表大會制，這個制度不會改變；我們現(xiàn)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層建筑不適應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狀況要改變。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更加明確而具體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他指出：“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于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xiàn)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和社會主義事業(yè)就會被葬送?！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第150頁。）對此，他后來解釋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講話中，他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許多問題作了闡述，如關于下放經(jīng)濟管理權限、加強責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強法制建設、克服官僚主義等等，這些重要思想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認。

二、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鄭重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比較系統(tǒng)地發(fā)表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見解，初步確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為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偉大實踐指明了方向。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到1980年8月，在近兩年的時間里，通過改革初步糾正了“文革”時期的畸形政治體制，但還沒有觸及實質(zhì)性問題。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開展和工作重點向經(jīng)濟建設的轉移以及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人們對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感受越來越痛切，表示出強烈不滿。由于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暴露出的與現(xiàn)代化建設極不相適應的問題有著更深的了解。一方面，他以尖銳的措辭直露地批評政治體制存在的種種弊端；另一方面，他沒有簡單化地將政治體制的弊端歸咎于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而是以超前的思想、深邃的思考，從體制和制度上尋根究源，著手解決問題。經(jīng)過近兩年的醞釀和探索，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這次專門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

1.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鄧小平第一次比較系統(tǒng)地發(fā)表了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精辟見解，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和宣言書。講話共分五個部分，分別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問題，第一部分，開門見山地指出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實際上就是政治體制）以及其他制度，需要積極地、有步驟地進行改革；第二部分，簡要說明了實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fā)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加速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第三部分，著重揭露了黨和國家現(xiàn)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尖銳地指出這些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發(fā)揮；第四部分，重點闡述了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思想影響的問題；第五部分，初步論述了中央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醞釀的步驟和措施，講話最后強調(diào)，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這個講話，不僅是經(jīng)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由鄧小平代表黨中央鄭重而鮮明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問題，是新時期黨的文獻中首次提出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系統(tǒng)的意見，而且是鄧小平個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jīng)過近兩年的深思熟慮，第一次比較系統(tǒng)地、公開地發(fā)表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見解，突出體現(xiàn)了鄧小平的遠見卓識、革命膽略和昂揚奮發(fā)的精神狀態(tài)，反映了他對國家和民族前途的高度負責的態(tài)度。

2.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鄧小平率先沖破以往我國政治制度問題上形成的禁區(qū)，提出基本政治制度與具體政治制度相區(qū)別的觀點，為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理論前提。在領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鄧小平十分注意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理論問題。在這篇講話中，鄧小平一是首次觸動了我國政治制度問題上長期形成的禁區(qū)，即忌諱分析政治制度的問題，指出：“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币虼?，“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由此，鄧小平得出結論：“如果不堅決改革現(xiàn)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xiàn)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xiàn)?！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第333頁。）二是廓清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具體政治制度的關系，匡正了傳統(tǒng)的將二者混為一談的謬誤，提出要對這兩方面的制度進行區(qū)分的論斷。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chǎn)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等）是好的，具有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所無法比擬的優(yōu)越性，在社會主義政治改革與發(fā)展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我們的黨和人民浴血奮斗多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壞，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第337頁。）同時，他又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這些具體做法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表現(xiàn)為具體政治制度即政治體制，而在這些具體制度（領導、組織、工作制度）上，還存在不少的弊端，需要加以革除。

3.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鄧小平首次對我國政治體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進行了深刻剖析，闡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客觀依據(jù)。鄧小平尖銳地提出，我國政治體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xiàn)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xiàn)象、家長制現(xiàn)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xiàn)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他認為，這五種現(xiàn)象廣泛存在于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并對這些現(xiàn)象一一作了剖析。最后，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如果現(xiàn)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事業(yè)就會被葬送，黨和國家就會改變顏色。因此，“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yè)才有無限的希望?！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第333頁。）

三、從1986年起，鄧小平重新反復思考和深刻系統(tǒng)闡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規(guī)劃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宏偉藍圖，并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鄭重地推上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使之付諸實踐。

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jīng)濟體制改革實際上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同時啟動的，但要實現(xiàn)全黨工作重點向經(jīng)濟建設轉移，首先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jīng)濟的障礙，同時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比經(jīng)濟體制改革更為復雜和敏感，兩相比較，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任務顯得更為緊迫些。因此，在1980年8月鄧小平發(fā)表講話之后的幾年里，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并沒有很快全面推開，而作為改革領導者的鄧小平，其關于改革的講話和談話，也大量集中于經(jīng)濟體制改革方面，專門講政治體制改革的并不多。然而，隨著經(jīng)濟體制改革由農(nóng)村向城市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體制作相應的改革。鄧小平敏銳地抓住這一時代發(fā)展的脈搏，從1986年5月至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召開，集中精力反復思考、談論和強調(diào)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從而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鄭重地推上了黨和國家的緊要日程。

1.政治體制改革重新引起鄧小平的高度重視和深思，成為鄧小平1986年談話的焦點和中心問題。1986年5月20日，鄧小平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在向客人介紹中國改革的現(xiàn)狀和設想時，他說：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僅涉及經(jīng)濟領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領域，更重要的是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就要消除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官僚主義，還包括改革人事制度。（注：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簡稱《年譜》。）這是鄧小平繼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開始，也是鄧小平在1986年第一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仔細研究鄧小平的這段談話，不難發(fā)現(xiàn)：與以往談話不同，鄧小平認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但“更重要的是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強調(diào)的程度比以往明顯加強了。從這次談話開始，在1986年里鄧小平不下20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其中有9次是作為主要談話內(nèi)容。毫無疑問，鄧小平在1986年重新提出和多次強調(diào)政治體制改革絕非偶然，而是改革實踐發(fā)展的客觀要求，這也充分體現(xiàn)了鄧小平敏銳的洞察力和對改革實踐的準確把握。

2．鄧小平深刻闡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規(guī)劃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宏偉藍圖。首先，鄧小平深刻闡明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強調(diào)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1)從制度上根除“文革”的隱患，確保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對“文革”政治教訓的總結，其超人之處就在于他善于從制度上分析“文革”的根源以及提出避免類似錯誤的辦法。后來，鄧小平又從國家全面改革的高度，進一步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在整個改革中的關鍵地位：“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6、160頁。）。(2)確保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必須相應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認為，“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4頁。），政治體制改革要與經(jīng)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協(xié)調(diào)配套，否則，“只搞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jīng)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第160頁。）(3)實現(xiàn)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從長治久安出發(fā)，在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中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鄧小平的一貫思想。在他看來，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與保障國家長治久安是相輔相成的。鄧小平一方面重申黨和國家關于支持改革開放的一貫方針，另一方面強調(diào)了改革對于政治穩(wěn)定的依賴關系。(4)改革政治體制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身發(fā)展的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向民主化、法制化方向發(fā)展，這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完善并逐步向更高形態(tài)發(fā)展的需要，是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有效途徑和措施。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zhì)是使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一天天完善起來”，“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7頁。）從這里可以看出，鄧小平已經(jīng)從關系整個改革大局的高度，深刻闡明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有如此的重要性，黨的“十三大”根據(jù)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

其次，鄧小平深刻闡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指明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鄧小平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更復雜”（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4頁。），他告誡全黨應予注意，并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復雜性、艱巨性進行了深刻的分析。(1)政治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權力的一種重新調(diào)整和分配，會涉及到千千萬萬的人，主要是廣大干部；它對人們的現(xiàn)實利益產(chǎn)生了不同性質(zhì)和不同程度的影響，會遇到很多的障礙。(2)政治體制改革是以整個社會為對象的試驗，其內(nèi)涵極為豐富，改革效果的顯現(xiàn)具有周期性，不是在短時間內(nèi)就能夠判明的。(3)在新舊體制交替時期，舊體制形成的一些惰性、感情、觀念、行為方式等習慣勢力還會對改革起阻礙作用，妨礙新體制的建立和發(fā)展。(4)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yè)，人們還缺乏經(jīng)驗，只能在摸索中進行，有時免不了會出現(xiàn)失誤，使改革受到挫折。因此，決策一定要慎重，要審慎從事。

再次，鄧小平深刻闡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目標和主要內(nèi)容，為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鄧小平指出：“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調(diào)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3頁。）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鄧小平把它區(qū)分為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長遠目標或總目標主要有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chǎn)力；第三，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調(diào)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但更有新意的是近期目標或具體目標，這是鄧小平在談話中多次談到的。1986年11月9日，他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談話時提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第一個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主要是實現(xiàn)領導層干部隊伍年輕化；“第二個目標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實行黨政職能分開和精簡機構以及處理好黨與政府的關系等問題；“第三個目標是調(diào)動基層和工人、農(nóng)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是最大的民主。與長遠目標相比，近期目標需要抓住當前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關鍵環(huán)節(jié)，鄧小平所提出的目標體現(xiàn)了這一點。在實現(xiàn)三個目標的過程中，只有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實現(xiàn)領導干部的年輕化，才能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而克服了官僚主義，就有利于調(diào)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因此，從根本上講，第一個目標尤為關鍵，它是后兩個目標的基礎和保證。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內(nèi)容，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考慮十分慎重，填密。在他看來，黨政不分和權力過分集中是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主要障礙之一，而正在蓬勃開展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無疑為消除這一弊端，實現(xiàn)權力下放創(chuàng)造了條件。因此，鄧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聽取中央財經(jīng)領導小組匯報時提出：“改革的內(nèi)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nèi)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nèi)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第177頁。）

最后，鄧小平深刻闡明了政治體制改革應遵循的原則和方法，強調(diào)要確保改革的順利進行，這是他在1986年末至“十三大”召開一直都曾反復闡述和強調(diào)的一個重點問題。(1)政治體制改革既要堅決又要慎重。所謂堅決，就是要堅持改革，大膽探索，敢于試驗，不怕犯錯誤，不能因噎廢食、停步不前，看準了的，就大膽地干；所謂慎重，就是改革的步子要更穩(wěn)，不能太急，決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后再下決心。(2)要從我國的國情實際出發(fā)進行改革。當中國把政治體制改革擺上日程的時候，正值蘇聯(lián)、東歐改革的高潮之際，但鄧小平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指出，別人的經(jīng)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我們現(xiàn)在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根據(jù)我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fā)的。(3)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搞自由化。鄧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的談話中，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十三大要有一個藍圖的同時，曾告誡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第177頁。）對于某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國家實行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等做法，鄧小平逐一進行批評和分析，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8;240頁。）這些論述闡明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4)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這是一條根本原則和根本保證，針對1986年底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思潮中的錯誤言論和做法，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產(chǎn)黨的領導。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丟不得，一丟就是動亂局面，或者是不穩(wěn)定狀態(tài)。他強調(diào)，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把需要和可能結合起來，充分考慮到社會的經(jīng)濟、文化條件和實際的承受能力，分步驟有秩序地漸進。

綜上所述，鄧小平從1986年起關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標和內(nèi)容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的集中深刻論述，構成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宏偉藍圖的總體框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尤其是黨的“十三大”以來，我國不斷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正是在這一總體框架中進行的。

四、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做政治體制改革的促進派。

鄧小平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和領導者，不僅認真，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率領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圓滿完成了肩負的歷史重任，給黨和人民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而且他自己能夠身體力行，率先垂范，以實際行動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做出了他個人最大的貢獻。

1.以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強烈的政治責任心和深刻的思想、完整的思路、滿腔的熱情、頑強的毅力，領導和支持改革，全力以赴敦促黨和國家把政治體制改革列入重要的議事日程，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在鄧小平晚年的近20年里，他考慮最多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經(jīng)濟發(fā)展問題，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民主與發(fā)展問題。對于經(jīng)濟體制改革，鄧小平曾說過在經(jīng)濟問題上他是個外行，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而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情況就不同了，正如前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所評論的：“政治改革則不同，對此，鄧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權提出重大的變革方案。”（注：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讀后》，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事實正是如此。一方面，鄧小平不是把目光局限于圍繞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一些實際問題來談論政治體制改革，而是高瞻遠矚，從總結以往經(jīng)驗教訓的歷史高度，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要求和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偉大目標的戰(zhàn)略高度，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fā)展，放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所以，從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到長期性、復雜性，從長遠目標、近期目標到具體內(nèi)容再到原則和方法，既著眼于社會主義的長久發(fā)展，又充分考慮當前的客觀實際，顯示出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深思熟慮。另一方面，由于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和理論已基本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使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擁有一定的思想理論基礎，明確了改革的正確方向。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把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同時，根據(jù)鄧小平的建議和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內(nèi)容的設想，黨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組織有關方面的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進行專題研討和論證工作。研討小組在吸收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經(jīng)過反復論證，一年后形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內(nèi)容寫入了“十三大”報告。1987年10月召開的“十三大”將政治體制改革列入議程，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和七個方面的改革措施。很顯然，“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方案，體現(xiàn)了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1992年9月，黨的“十四大”把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一項關系全局的重要任務加以強調(diào)，指出：“同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經(jīng)濟發(fā)展相適應，必須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緊密結合的要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又進一步明確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xù)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由此可見，政治體制改革能被引起高度重視并推上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是與鄧小平個人的改革思想和主觀努力直接相關的，鄧小平為此付出了他整個晚年的心血和才智。

2.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做好表率，充分發(fā)揮了作為一名真正的改革者和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鄧小平既是改革的領導者，又是改革的對象。作為改革領導者，他始終堅持解放思想，開拓創(chuàng)新，支持改革事業(yè)。他曾說：改革不僅這一代要搞，下一代也要搞；在我有生之年要搞，比較年輕的同志也要搞，娃娃也要搞；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作為被改革者，他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思維、學識、能力、精力等都不及那些年富力強的年輕人，于是自覺激流勇退，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在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鄧小平堅決主張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老同志退休，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實現(xiàn)領導干部年輕化。在鄧小平的建議和帶頭下，從1980年9月起，他不再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82年2月中央作出《關于建立老干部退體制度的決定》，廢除了干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決定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由鄧小平擔任中顧委主任（十三大已不再擔任），自此以后，鄧小平已不再擔任黨和國家的實際領導職務，可見，鄧小平言行一致，身體力行，為中央領導層年輕化做出了表率。但鄧小平認為，經(jīng)過幾年的時間，效果還不理想，現(xiàn)在基本上還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齡偏大。因此，到1986年他不僅更加重視這個問題，再三呼吁，而且從自身做起，懇切表達自己退體的愿望，帶頭實踐黨和國家干部制度的改革。在后來的幾年里，鄧小平仍多次向中央表達“全退”的心愿，直到1989年11月十三屆五中全會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實現(xiàn)接班，中央才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滿足了他退休的愿望。在力主領導干部年輕化方面，鄧小平也是堅定不移、毫不遲疑的。1986年7月14日，他同朝鮮國家副主席李鐘玉談話時說，老人有老人的好處，經(jīng)驗豐富，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畢竟活力不夠了；老實說，老同志知識面也不夠廣，科學的東西我就懂得很少；要有專業(yè)知識的年輕人來工作，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針。（注：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簡稱《年譜》。）11月3日，鄧小平同美籍華人陳省身教授又談起這個問題，并提出了實現(xiàn)年輕化的期限，他說：中國目前人才往往從五六十歲的人中挑選，這樣不能體現(xiàn)活力；中國只有出現(xiàn)三四十歲的政治家、科學家、經(jīng)濟管理學家和企業(yè)家，并由這批人擔負重任，國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長久?，F(xiàn)在回過頭來看，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層的年輕化正是按照鄧小平的這一設想逐步推進的。特別是新世紀到來之際，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更是把實現(xiàn)干部隊伍年輕化，全面提高領導干部素質(zhì)作為一項跨世紀的戰(zhàn)略任務，予以抓緊落實和全力推進，以不辜負鄧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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