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試熱點相關背景

今年6月10日，幾個成都家庭一次愉快的端午郊游，不幸演變成一場悲劇。朋友肖軍、喻春祥乘坐的皮劃艇被漩渦掀翻。為了營救兩人，鐘敏的丈夫于強、周萍的丈夫張正祥相繼跳入水中，不幸的是，最終3人死亡，僅喻春祥1人生還。周萍和鐘敏二人一直奔忙著，希望亡夫能得到見義勇為稱號，但是綜治部門以救“邀約”出游對象屬于義務為由駁回。近日，她們再次提出申請見義勇為認定。

面試熱點獨家解析

@京華時報顥鈞：因為見義勇為的認定與利益捆綁在一起，地方必須給出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更多與地方財政狀況以及地方對見義勇為的認識相關聯(lián)。如果財政足以支付更多的勇為者，又何必拘泥于“義”的解釋?所謂“特定義務”，法律上常指向兩類，一是近親屬之間，比如父母對子女、成年子女對年邁的父母。此前發(fā)生在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的老虎傷人事件，事主趙女士將園方告上法庭，理由之一就是，其母下車救她慘遭老虎咬死，屬于“見義勇為”。這一訴因引發(fā)網(wǎng)絡輿論集體吐槽，而支撐網(wǎng)民情緒的深層原因便在于，母親救女是本能反應，是母愛的天性使然，而絕非社會所公認的“義”。另一種特定義務來自于前行為所帶來的后行為義務。張正祥等人約定共同出游，是否就帶來了特定的救助義務?并沒有法律如是規(guī)定。于強等人在同伴遇險時下水救援，屬于法定義務之外的更高要求，認定“見義勇為”有助于激發(fā)社會正能量。

@人民網(wǎng)蔣萌：我搜索到一則舊聞--2006年武漢一對夫婦在家中與小偷搏斗，后被武漢市見義勇為基金會表彰。理由是，這對夫婦“不僅僅是在自衛(wèi)自救，他們是在和偷盜、搶劫的犯罪行為作斗爭，其英勇精神值得表彰”。武漢那起“自己救自己”尚且算見義勇為，成都這起救同伴身亡卻不算，讓人情何以堪?同樣令人回味的是，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老虎傷人事件后，事主趙女士稱其母“見義勇為”，遭許多人吐槽;武漢夫婦在家中與小偷搏斗獲表彰，卻少有非議，社會對“義”的理解，呈現(xiàn)出某種與情緒相關的不確定性。有人覺得，見義勇為應有統(tǒng)一的“國家標準”。但是，標準終究是固定的，事態(tài)是千變萬化的，人們的想法更是見仁見智?；蛟从诖耍瑢?ldquo;義”的解釋才難有“國標”。既然對“義”的定義存在變化，我斗膽建議，是否可以借鑒“人民陪審員”制度，讓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代表，一起參評見義勇為?或許，零爭議不易達成，但獲得多數(shù)人的認可是可能的。

@新京報西越：按照《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的規(guī)定，于強和張正祥所救人員為其二人好友，且家庭集體出游屬于一種“邀約”，因此屬于“履行特定義務”，不屬于見義勇為。但此事發(fā)生在北京、江蘇、福建可能情況又不同，因為這些地方的規(guī)定中并無“不負有法定職責和特定義務”這一表述。

各地對見義勇為定義分歧，寬嚴不一，已然將人分成了三六九等，造成地域歧視。而按理說，一國之公民，基本的權利義務平等，在道德表彰上理應一視同仁。

事實上，民政部等七部委發(fā)布的《關于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意見》規(guī)定：國家對公民在法定職責、法定義務之外，為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挺身而出的見義勇為行為，依法予以保護，對見義勇為人員的合法權益，依法予以保障，對見義勇為人員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難給予必要幫扶。

只是現(xiàn)在這還只是一個“意見”，細節(jié)也有待細化，國家有必要，也有責任出臺全國性的法律文件，對見義勇為的認定、獎勵、保護等作出統(tǒng)一規(guī)定，避免義舉者陷入法律和生活的困境。

@長江日報晏揚：相關部門的否定答復，筆者認為不合情理，甚至不合法理。

見義勇為的一般概念是“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他人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同各種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的確，并不是每一種見“義”而為都屬于法定的見義勇為，這里有三種例外情形：一是救人者負有法律義務，比如父母救孩子，父母本就對孩子負有保護義務，因此不屬于見義勇為;二是職業(yè)要求，比如警察抓小偷，保安為保護單位財產與小偷搏斗，都不屬于見義勇為;三是先行行為，即一個人制造了某種危險而使他人處于危險之中，這種情況下出手救人相當于彌補自身過失，不屬于見義勇為。

這三種例外情形，均視作救人者“履行特定義務”。那么，張正祥和于強是負有保證同伴安全的“特定義務人”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一方面，上述三種例外情形，無一條適用于張正祥和于強，他倆救人既不是基于職業(yè)要求，也不存在先行行為，至于法律義務，現(xiàn)行法律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朋友對朋友、同伴對同伴負有保護義務。另一方面，這5個家庭只是相約出去游玩，而不是相約去探險，肖軍和喻春祥在漂流時落水，其他人正在河邊野餐，兩位救人者沒有參與漂流，更沒有讓肖軍和喻春祥去漂流，即在漂流這件事上，并不存在“相約”情節(jié)，而漂流恰恰是導致事故的原因，所以更不應認定兩位救人者是“特定義務人”。

退一步說，此事縱然有一些爭議，但本著弘揚社會美德、鼓勵見義勇為、撫慰遇難者家屬等方面的考慮，也應該積極、高度評價張正祥和于強的救人行為，將之認定為見義勇為，而不應該牽強地祭出“履行特定義務”的理由，拒絕認定，讓遇難者家屬心寒。

@膠東在線何勇：救朋友遇難不被認定為見義勇為，當?shù)亟o出的理由是根據(jù)《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第二條的規(guī)定：所稱見義勇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義務以外，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他人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同各種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而幾個朋友家庭一起出游，屬事先邀約，就是一種“特定義務”，救落水的朋友是在履行特定義務。

但是，何謂“特定義務”，該規(guī)定卻沒有給出具體說法和明確標準。而從法律角度說，幾個朋友家庭一起出游，有朋友落水，其他朋友其實只存在道義上的施救義務，并沒有法定的施救義務，不會因為沒有施救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和后果，最多只是要承受道義上的譴責和良心上不安而已。從這個角度說，救朋友遇難不被認定為見義勇為，很顯然是當?shù)剡^度擴張了“特定義務”的范圍，已經超出了我們所熟悉的法定義務范圍。這實質上是地方政府隨意解釋和定性“特定義務”，這樣的做法實在是讓人心寒，不利于社會正能量的傳播。如果按照見義勇為的這樣定性，恐怕見義勇為僅剩施救陌生人行為。

事實上任何人不顧生命危險去施救他人，這都是難能可貴的行為，是非常值得鼓勵和獎勵的。尤其是在利己主義盛行的當今社會，奮不顧身去救別人的事情不是太多了，而是實在太少了，我們的社會太稀缺這種行為和精神了，各地評選出的道德模范，最缺見義勇為這一類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筆者以為，不管是提倡見義勇為精神，還是倡導社會正義和傳播正能量，都不該讓不顧生命危險去拯救他人的英雄，因法律的爭議或法律規(guī)定的不嚴謹而陷于尷尬，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之后還得繼續(xù)流淚。所以，對于見義勇為的定義，有必要打破地方標準，上升為國家統(tǒng)一標準。避免救朋友遇難在四川不算見義勇為，而到了其他省份屬于見義勇為的荒唐。同時，在對見義勇為行為的認定標準上，應當寬松一點，不宜過于嚴格，應將除法定義務以外的見義勇為行為都納入到見義勇為之中來。如此一來，既能更好的保障見義勇為者的權益，對弘揚整個社會正氣也有利無弊。

解析：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我們的社會出現(xiàn)了不少尷尬的現(xiàn)象，見義勇為越來越少了。為了鼓勵人們見義勇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地方，都在采取鼓勵性的政策，倡導大家投入見義勇為事業(yè)中。在這個大的環(huán)境之下，有關部門需要考慮的是放寬見義勇為的認定標準，而不是讓見義勇為的認定標準更加嚴格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義舉也是值得我們去放大，去傳播的，這是因為我們需要更多正能量的陽光。

其實，衡量“見義勇為”，關鍵是看是否真的是救助他人于危難之中，不管救助的對象到底是誰，不管是親人還是朋友，或是與己不相干的人，只要是出于維護社會正義，出于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這種行為都應認定為“見義勇為”。如果將“法定義務”綁架了“見義勇為”的本義，將父母救子女、兄弟救姐妹、子女救父母等親人、同伴間的救助行為排除在外，無論怎么說都很難讓人接受，畢竟這樣的標準違反了社會的基本公序良俗和憐憫心。作為政府來講，大力提倡的是一種社會好風氣和好風尚，根本目的是推動社會正能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構建良好的道德秩序和文明環(huán)境，就應將見義勇為的標準放得更寬一些，既有利于促進社會健康發(fā)展，又有利于確保見義勇為標準更加全面、更人性化和更符合傳統(tǒng)的家庭倫理觀念。

當下社會，見義勇為尚屬一種稀缺而可貴的行為和品質，我們應對其給予更多的激勵和頌揚，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希望政府部門在見義勇為人員家屬遭受喪親之痛，損失又無人補償之時，能積極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擔當好社會救濟的最后一道防線，通過各種合理渠道如民政救濟手段，為見義勇為人員提供物質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安撫，不要讓英雄流血再流淚。